长恨歌

　　组诗之第一首。这里的“白铜鞮”当指汉水在襄阳段的堤坝。这是襄阳群体娱乐的地方。江城被绿水环抱，襄阳的花，襄阳的月，真是迷人。读着这首诗，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场景，在月圆花好的夜晚，人们在江水边的长堤上载歌载舞，多么热闹多么生动传情。面对此情此景，诗人和读者不能不忘我地陶醉在其中。这一首第三句在格律上有“失粘”之嫌，说明李白写诗并不受格律的严格约束。
　　诗人到处游山玩水，看来似乎悠然自在，内心却十分苦闷。这首忆昔诗，重点不在追述游历之地的景致，而是借此抒发内心的情绪。愈是把自己写得无忧无虑，无拘无束，而且是年复一年，无处不去，就愈显示出他的百无聊赖和无可奈何。诗中没有一处正面发泄牢骚，而又处处让读者感到有一股怨气，妙就妙在这“言外之意”或“弦外之音”上面。
　　出涯涘而观大海，诗人之所感，必也与《庄子·秋水》中那位河伯一样，涵容无尽的海波，真使他心胸开张，一扫积日累月的烦酲。于是他即游生想，远追往古，进而悟彻了人生的至理：海上曾有过形形色色的隐者，有助齐却燕，功成辞赏而退的鲁仲连；也有“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的公子年（见《庄子·让王》）。形踪虽似，而其趣迥异。后者只是矜伐虚名的假隐士，与庄子所说的“无以得殉名”（《秋水》）格格不入，有亏大道。而似鲁仲连所说“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才深合漆园傲吏物我两忘，适己顺天，“返其真”的至理。两者相较，诗人似乎对自己既往自负任气蹙蹙于一己得失的生活有所警省，他愿意铭记《庄子·山木》中太公任（任公）教训孔子的一段话：“直木先伐，甘泉先竭”。露才扬己，必遭天伐，唯有“削迹损势”，澡雪精神，中充而外谦，才能养生全年——这正与渊深无底，广浩无涯，却一平如镜的大海一样。诗至此，情景理完全契合无际。
　　西湖的春天，像一幅醉人的风景画，三面群山环抱中的湖面，汪汪一碧，水平如镜。群峰上，松树密密麻麻排满山面，千山万峰显得一派苍翠。一轮圆月映入水中，好像一颗明珠，晶莹透亮，跳荡悬浮。
　　《《饮中八仙歌》杜甫 古诗》是一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肖像诗”。八个酒仙是同时代的人，又都在长安生活过，在嗜酒、豪放、旷达这些方面彼此相似。诗人以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将他们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
　　下面六句，是叙事，也是抒情。五、六两句是说：这些甜美的丹橘本可以送到远方呈献给尊贵的客人，无奈关山重叠，通道受阻。言下之意，他本可以将贤者推荐给朝廷，可惜道路被阻塞。这两句妙喻天成，不露痕迹。诗人借用眼前的景物，通过丰富的想象，表现了封建社会一个忠君爱国的知识分子(fen zi)，在遭贬的情况下，仍然不甘沉沦，依旧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可贵品质。七、八两句是诗人从感慨中得出的判断：命运的好坏，只是因为遭遇的不同；而这又如同周而复始的自然规律一样，其中的道理实在难以捉摸。这是诗人根据自身经历所发出的感叹。最后两句是紧承“运命”两句而来。诗人大声疾呼：不要只说种桃李，橘树难道不能供人乘凉吗？很清楚，诗人在为橘树鸣不平，也是在为贤者鸣不平。也就是说，贤者能人，不会不如李林甫之流。这两句是对朝廷听信谗言、邪正不辨、严厉斥责，也是全诗的主旨所在。由于诗人有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因此这两句议论写得十分亲切自然，深刻有力，大大增加了诗的内涵。这里运用暗喻来抨击时弊，能发人深思，给人以很大的启迪。
　　全诗思想性与艺术性绾合得自然而巧妙。语言平易，诗思明快，显示了贾岛诗风的另外一种特色。
　　比如第三首说烧残的蜡烛还为吴王夫差的悲惨下场滴下几滴泪珠，西施反不如蜡烛，没有一点悲戚的表现。这是反其意而用之。
　　全诗基本上可分为两大段。
　　大凡写山水，总离不开具体景物，或摹状嶙峋怪石，或描绘参天古木，或渲染飞瀑悬泉，其着眼点在于景物之奇。而此诗则从一个奇特的现象着笔：“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层岩迭嶂，看去空无一人。可是有时会突然听得朗朗笑语，但由于回声的多重反射，一时间很难判断人声究竟从何而起。人们大约都有类似的经验，本来很平常。但是将这种视觉与听觉互补的观察事物的方法以诗的形式加以表现，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从诗的表现说，它别出新意，不蹈故常；从作品的接受者说，是那样新奇有趣，俨如身临其境，由此引(yin)起积极的情感活动。前两句诗用直白的语言，略作点染，境界即出。诗开头的“空山”，二字，是相对于无人而言，同时表明诗人的视野比较开阔，可以一视无碍；如果置身于隐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中，就得不到“空山”的意象。从这两个字，也可以窥见山中的景物形势特点。对句的“响”字与“空山”相呼应：只有在没有太多障碍物的情况下，声音才能在山谷中往复回荡，方才可以说“人语响”。因此，周遭景物必是疏朗的。前二句写幽静，因声传神；后二句写幽深，以光敷色。山中景色会因朝夕晦暝、风雨因时而变化。此诗则选取傍晚时分的景色作为描写对象。这时夕阳返照射入树林深处，又有一部分光线落到青苔上面。天色就要暗下来，各类景物斑斑驳驳的，明暗对比鲜明。近处，投在地面上的蓊郁的树影渐渐拉长；树林深处，因黝暗而显得十分幽邃。这种景观的最佳时期是夏末秋初，而且必须是晴朗的傍晚，阴雨绵绵是不行的。诗的第一个透视点是深林。人的感官无法直接测知树林深处，此诗以不可见即想象中的“无限”和“神秘莫测”写幽深之感。而幽深之感唯在夏末秋初夕阳明天中为最深。第二个透视点是青苔。这一景色即在目底，可以观其形，可以辨其色。青苔生于阴暗潮湿之处，它的生长，是浓密的树木遮住日光的结果，而此刻却在夕照中。这两个透视点合在一起，互相映发，使诗意虚实相生。
　　先讲诗的第三章，前面两章已经写过：“念与君相别，各在天一方”；“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深沉的思念早已使她陷入难解难销的境地。“浮云(yun)何洋洋，愿因通我辞。”此刻，这位思妇望着那悠然自得的浮云，便想托它给远方的丈夫捎去几句心中的话儿，可是那浮云瞬息万变、飘渺幻化，不可能叫人放心寄语。她徘徊彷徨，坐立不安，只有徒然相思而已。这无法摆脱的悲哀，激起了她对生活不公的感慨——“人离皆复会，君独无返期”。后一句是写实，前一句不无夸张，现实中当然未必是“人离皆复会”。但是这么一纵一擒，就更能反衬出感情上的痛苦。人们在极度悲痛时往往难免有这种过激的感情和语言，比如“民莫不谷，我独不卒”（《诗·蓼莪》）；又如《论语》中：“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这一章十句，“人离”两句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因为“无返期”，才想到托(dao tuo)云寄辞；因为“无返期”，所以思无尽时。妙在“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之前，又插入一个回顾的细节：自你离家之后，我从不梳妆，那明亮的镜子虽然满是灰尘，也无心事去擦它。这个倒叙，造成回环往复的效果，也是她纷繁杂乱心绪的写照。如果单就“自君之出矣”四句而言，则前一句为因，后三句为果，简洁明快，而又包孕丰富。“明镜暗不治”，虽是写事、写物，却可见其貌；“思君”二句，又可察其情。此情，此貌，正传神地刻画出思妇的生活和心态。所以从南北朝到隋唐，仿作者甚多，且皆以“自君之出矣”为题作五言四句的小诗。它之所以有如此深远的影响，除了上面讲的晓畅隽永之外，大概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有清新自然之趣。正如钟嵘所说：“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诗品》）。朱弁也说过：“诗人胜语，感得于自然，非资博古。若‘思君如流水’……之类，皆一时所见，发于言词，不必出于经史。……拘挛补缀而露斧凿痕迹者，不可与论自然之妙也”（《风月堂诗话》）。这些都是在称赞它的不假雕饰的自然之美。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文章赞颂了史可法忠于职守、慷慨就义的高贵品质和广大爱国群众反抗强暴、誓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并对洪承畴之类的汉奸作了无情的讽刺，抒发了作者的民族意识。主题明确，感情深沉，寓褒贬于客观叙述之中，语言含蓄精练，富有感染力。严酷的文网迫使作(shi zuo)者避实就虚，巧构思，精剪裁，对史(dui shi)可法的战斗经过简略记述，而用大量篇幅记述其语言、行动和有关传说，通过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陪衬的方法，以塑造抗清义士的高大形象。文章叙议结合，记叙部分以突出史可法的民族气节，生动传神；议论的文字则揭示其殉难的意义，深化了文章的主旨。

　　刘禹锡于唐穆宗长庆二年（822）正月至长庆四年（824）夏在夔（kuí）州任刺史，作《竹枝词》十一首。十一首《竹枝词》分为两组，这是其中一组二首，作于另九首（《竹枝词九首》）之后，大约是诗人前组九首完成后，又重新创做完成的，又不想在前九首后面再加上十首、十一首之题，故又题为《竹枝词二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