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淘沙

　　从艺术上看，全诗用了很大篇幅表现绫袄的温暖舒适，这与下文贫民的饥冻形成强烈的反差，前者愈舒适，愈显出后者的艰辛，“耳里如闻饥冻声”才更显真实感人。
　　此诗盛赞宴享时酒肴之甘美盛多，以见丰年多稼，主人待客殷勤，宾主共同欢乐的情景(jing)。诗中所称的“君子”，是宾客对主人美称。
　　首句是从空间回忆那遥远的边塞生活；接下来，第二句“三十年前上此楼”则是从时间回忆那漫长的已逝岁月。这句看来很平常，而且写得又很简单，既没有描绘三十年前登楼的情景，也没有叙说三十年来人事的变化；但字里行间，感慨系之，联系上一句读来，正如孙洙在《唐诗三百首》中评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所说，“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俱在其中”。
　　孔巢父此去，意在求仙访道，故诗中多缥缈恍惚语，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也可以看出杜甫早期所受屈原的影响。
　　这首(zhe shou)诗题作《春思》，诗中也句句就春立意。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诗人是以前两句反衬后两句，使所要表达的愁恨显得加倍强烈。首句“草色青青柳色黄”，已经用嫩绿、鹅黄两色把这幅春草丛生、柳丝飘拂的生机盎然的画面点染得十分明媚；次句“桃花历乱(li luan)李花香”，更用暗笔为这幅画添上嫣红、洁白两色，并以写气图貌之笔传出了花枝披离、花气氤氲的浓春景象，使画面上的春光更加艳冶，春意更加喧闹。诗人在这两句里写足了春景，其目的在从反面衬托出与这良辰美景形成强烈对照的无法消除的深愁苦恨。
　　（2）“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上言秋暮人老境困，三句更加一层，点出身在客中。而“乡心”字面又由次句“见秋”引出，故自然而不见有意加“码”。客子心中蕴积的愁情，因秋一触即发，化作无边乡愁。“无限”二字，颇有分量，决非浮泛之辞。乡愁已自如许，然而末句还要更加一“码”：“一雁度南楼”。初看是写景，意关“见秋”，言外其实有“雁归人未归”意。写人在难堪时又添新的刺激，是绝句常用的加倍手法。韦应物《闻雁》云：“故园渺何处？归思方悠哉(zai)。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就相当于此诗末二句的意境。“归思后说闻雁，其情自深。一倒转说，则近人能之矣。”（《唐诗别裁》）“一雁”的“一”字，极可人意，表现出清冷孤独的意境，如写“群雁”便乏味了。前三句多用齿舌声：“晓”、“梳”、“水”、“见秋”、“乡心”、“限”，读来和谐且有切切自语之感，有助表现凄迷心情，末句则不复用之，更觉调响惊心。此诗末句脍炙人口，宋词“渐一声雁过南楼也，更细雨，时飘洒”（陈允平《塞垣春》），即从此句化出。
　　此追忆扬州岁月之作。杜牧于公元833-835年（文宗大和七年至九年）在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府任推官，转掌书记，居扬州。当时他三十一、二岁，颇好宴游。从此诗看，他与扬州青楼女子多有来往，诗酒风流，放浪形骸。故日后追忆，乃有如梦如幻、一事无成之叹。这是诗人感慨人生自伤怀才不遇之作，非如某些文学史所论游戏人生，轻佻颓废，庸俗放荡之什。《唐人绝句精华》云：“才人不得见重于时之意，发为此诗，读来但见其兀傲不平之态。世称杜牧诗情豪迈，又谓其不为龊龊小谨，即此等诗可见其概。”
　　“远鹤无前侣，孤云寄太虚。”出家人如野鹤闲云，如怀素大师，至少在草书上是“无前侣”的。而其下笔，也如“孤云寄太虚”。没有如此的境界，也谈不上相应的艺术成就。
　　从情绪上说，这首歌以猜测、推想、幻觉等不平常的心理活动，表达平常的爱慕之情。正因为作者爱之愈深，所以他也忧之愈切。至于有没有第三者来蒙骗所爱者的感情，这并无实指，或者干脆没有。然而，作者不管有没有第三者，就公开了他的担忧，这正是爱得深也疑得广。这一微妙的爱情心理，通过作者第一人称手法的歌吟，表达得淋漓尽致。
　　欣赏指要
　　首联“北风凋白草，胡马日骎骎 ”，点染了边塞紧张的战场气氛，据《汉书·西域传》王先谦补注谓 白草“春兴新苗与诸草无异，冬枯而不萎，性至坚韧”。 白草为北风所凋 ，其风之大，其气之寒，可以想见。 另外《诗经·邶风·北风》有“北风其凉，雨雪其雱”， 朱熹在《诗集传》中认为北风是象征国家的危乱，所 以此处也指边境形势十分险恶，下句紧接着写外族军 队正在加紧寇边，步步向要塞逼近 ，军情非常紧急。 骎骎，马走得很快的样子 。这两句，把边塞的环境， 沙场的气氛形象生动，显得笔势凌健。虽然边将这个 形象还没有出场，却做足了烘衬和铺垫之功。
　　少年姜夔在目睹江淮一带地方生产凋敝、风物荒凉，曾发出“徘徊望神州，沉叹英雄寡”（《昔游诗》）的慨叹，扬州慢、凄凉犯一类词也颇有“禾黍之悲”，而在这首诗里，昔日的愤懑和忧虑化作了淡淡的惆怅，仿佛若有所失。后两句使人愀然动色，杨万里极喜诵之，或是其中蕴涵的历史沧桑感和某种个人情愫的积淀与之心境契合，但仅如此不足以跳出李白《苏台览古》的窠臼，此诗妙处实在一、二句。起句疏宕，不涉题旨，欲抑先扬。写晚云悠闲、白鹭自适、星斗灿烂、山川依然，说景微妙，相形之下“怅望苏台柳”就流露出了一种苦涩的况味，怀古伤今之情纡徐委折。景物的渲染与感慨的抒发相得益彰，物是人非的历史感更加厚重，此诗兴味深厚而笔致飘逸，具蕴藉空灵之美。姜夔《诗说》云：“韵度欲其飘逸。”这首怀古伤今之作不滞于情，不役于物，饶有远韵。近人缪钺《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云：“白石之诗气格清奇，得力江西；意襟隽澹，本于襟抱；韵致深美，发乎才情。受江西诗派影响者，其末流之弊，为枯涩生硬，而白石之诗独饶风韵。”
　　这种拳拳忧国之心，又是借秋景的描绘得以展现的。诗人以景传情，情韵深长。欧阳修的诗颔联承首句描绘“节物”：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西风里酒(li jiu)旗招展，细雨中菊花盛开。十字咏尽秋日佳趣。《雪浪斋日记》云：“或疑六一诗，以为未尽妙，以质于子和。子和曰：‘六一诗只欲平易耳。如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岂不佳？’”这联名句，不用一个系词，不着半点雕饰，以纯白描的手法，不仅写出了典型的季节风物，也写出了诗人对自然、对生活的喜爱之情；不仅有杜甫“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那样的自然美景，也有张籍“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成都曲》)那样的市井侧影，可谓出语平淡而寄情深邃。
　　文章第四段是议论，带有总结意味。以感慨语气，举颜真卿与文天祥这两个古代人物为例，说明肉体虽然会死，但精神可以不死。最后直接议论史可法之死的意义。“忠烈遗骸，不可问矣”，但“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使“百年之后”登临梅花岭者，“无不泪下如雨”，倍受感动，就象亲见了烈士，“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词气之间，充满了对英雄的赞美。最后两句极其含蓄，表明烈士精神长存，不必计较于肉体的是否得到解脱。只要继承忠烈精神，也就不必定要假借烈士之名来行事。梅花岭上仅有史可法的衣冠冢，无烈士骨殖，故文章亦侧重于表彰史可法的精神，由此而生发出这一段关于肉体与精神的深刻议论。
　　中间四句承上文“读”字而来，正面写读“经”的感想。这里有两层意思：前二句“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是说书中真意不去领悟，妄诞之言世所追逐。诗人以自身崇信佛学的正确态度讽喻世俗之佞佛，即对于佛经中的真正本意全然不去领悟，而对于书中一切迷信荒诞的事迹却又尽力追求而津津乐道。正如诗人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所批评的那样：“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柳宗元集》卷二五）言下之意正好表明自己学习佛经的正确态度和对佛经的深刻理解。后二句转(ju zhuan)写对待佛经的正确态度。“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意思是说：佛家遗言值得深思，修养本性怎能圆熟？“冀可”是希望能够的意思。言佛教教义艰深，必须深入钻研思考，如果只用修持本性去精通它，是不可能达到精审圆满的目的的。言下之意是说：愚妄地佞佛不足取，只有学习它于变革社会有益的内容才算真有所得。这反映了诗人对佛教教义及其社会作用的主观的特殊理解。对此，诗人也有批评说：“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柳宗元集》卷二五）联系诗人在对待佛教问题上与韩愈的辩论就更清楚了。韩愈辟佛，是热心张扬“道统”的儒学家，主张对僧侣“人其人，火其书”；而柳宗元却认为在佛教教义中包含着与儒家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否定“天命”的主宰。诗人自以为对佛教的精义和作用已有深刻的领会，殊不知结果不是他利用佛教以济世，而是佛教利用他作了宣传宗教唯心主义和宗教迷信的工具；而他自己最终也陷入了佛教识破尘缘、超脱苦海的消极境地。
　　第一首的前八句可为一段，作者将“大道”与“窘路”对举，表明自己要走的是宽广的人生道路，不愿走狭窄的小道，因为他志向远大，如同大鹏之鸟，其翼如垂天之云，不愿栖止于卑小之地，以免让狭窄局促的小路局限着自己举足千里的步武。他要在大自然中舒展自己凌霄薄天的翅膀，放开千里之足，超世绝尘，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倏忽之间，令人难以追踪。“贤愚岂常类”以下六句，说明他根本不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一套，他认为尽管人的贤愚有别，但并非贤者自贤，愚者自愚，关键看自己的秉性如何。秉性清则志向高洁，秉性浊则品格卑污，人的命运并非掌握在上天手里。只不过人富贵了就名登史册，贫贱者则名不见经传罢了。郦炎生活的东汉时代，统治者极力鼓吹“君权神授”，宣传“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郦炎反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与官方哲学针锋相对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两句，顶上两句而来，作者要主宰自己的命运，故说贫与富、穷与通若由自己主宰，那么有志之士也就用不着相面占卜了。此处暗用了战国时蔡泽的典故，蔡泽在干谒诸侯未被进用时，曾找唐举相面。唐举见他一副丑陋不堪的怪相，嘲戏他说：“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泽说：“富贵我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寿也，愿闻之。”后来蔡泽西入秦，取范雎而代之，夺取了相位。（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由此看来，人的“通塞”最终还是“由己”的。
　　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自嘲的杜牧，其实是位颇富同情心的诗人。公元833年（唐文宗大和七年），杜牧路过金陵，曾为“穷且老”的昔日歌女杜秋，写了悲慨的《杜秋娘诗》；两年后，诗人任东都监察御史，在洛阳重逢豫章（治所在今江西南昌）乐妓张好好，又为她沦为“当垆”卖酒之女，而“洒尽满襟”清泪——这就是此诗的由来。
　　这是一首边塞诗，盛唐时代，是边塞诗空前繁荣的时代，出现了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他们的创作为百花齐放的盛唐诗坛，增添了一支奇葩。
文学结构：骈（pián）　　也称“骈体文”、“骈俪文”或“骈偶文”；因其常用四字、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或“骈四俪六”。中国古代魏晋以后产生的一种文体。又称骈俪文。南北朝是骈体文的全盛时期。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中国的散文从汉代到六朝，出现了“文”、“笔”的对立。所谓“文”，就是专尚辞藻华丽，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骈文。所谓“笔”，就是专以达意明快为主，不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散文。(此处所述不当。据刘勰《文心雕龙 总述》引录颜延之观点称：笔之为体，言之为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而刘勰本人的观点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可见发生于宋齐时期的文笔之辩着眼点在于有韵与否，而非散文骈体之别。而况，南北朝时期的散文也多有押韵，故加修正。)　　魏晋以来产生的一种文体，又称骈俪文。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被称为骈体。在声韵上，则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由于骈文注重形式技巧，故内容的表达往住受到束缚，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而南北朝时期，亦不乏内容深刻的作品，如庾信的《哀江南赋》，他一方面描写了自己身世之悲，一方面则谴责了梁朝君臣的昏庸，表达对故国怀念之情。唐以后。骈文的形式日趋完善，出现了通篇四、六句式的骈文，所以宋代一般又称骈文为四六文。直至清末，骈文仍十分流行。　　文笔分裂后，骈文就成为和散文相对举的一种文体。骈文盛行于六朝，代表作家有徐陵、庾信。中唐古文运动以后，稍告衰落。在元明两代成为绝响。至清初，作者接踵而起，以清末王闿运为最后一个作家。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奉命出使金国，渡过淮河，踏上中原土地，感慨很深，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感写成日记《揽辔录》一卷，又有诗一卷，收其所作七十二首七言绝句，多举所见为题，以表达故国之思。此诗为过汴京时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