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最为哀痛的(de)是因战乱失去丈夫的妇女们(men)还被赋敛盘剥得精光净尽,听吧,在秋天原野上正在放声痛哭的是哪座荒村?
我只好和他们暂时结成酒伴,要行乐就必须把美好的春光抓紧。
哪有着无角虬龙,背着熊罴游乐从容?
月光明亮星光稀疏,一(yi)群寻巢乌鹊向南飞去。绕树飞了三周却没敛翅,哪里才有它(ta)们栖身之所?
刺史提名赦免观察使扣压,命运坎坷只能够迁调荒漠。
神奇自然汇聚了千种美景,山南山北分隔出清晨和黄昏。
鹅鸭不知道春天已过,还争相随着流水去追赶桃花。
宽广的洛水悠远安详地流向远方,我气定神闲地驱马走在洛河长堤。
为王事尽力岂敢说路远,只希望能从梦中返归。
梅花要迎接春天的来临,所以它早先开放。尽管冬天的天气是多么寒冷,但它还是傲然独立,毫不畏惧。
灵鹫山和博南山有象的祠庙。那山下住着的许多苗民,都把他当作神祭祀。宣尉使安君,顺应苗民的请求,把祠庙的房屋重新修整,同时请我做一篇记。我说:“是拆毁它呢,还是重新修整它呢?”宣慰使说:“是重新修整它。”我说:“重新修整它,是什么道理呢?”宣尉使说:“这座祠庙的创建,大概没有人知道它的起源了。然而我们居住在这里的苗民,从我的父亲、祖父,一直追溯到曾祖父、高祖父以前,都是尊敬信奉,并诚心祭祀,不敢荒废呢。”
荣幸地被重用者都是些善于阿谀奉承之辈,有谁知道辨别他们的美丑。所以,连法律禁令都屈于豪门贵族,皇恩厚泽怎么能到达贫寒之家。宁可忍饥耐寒在尧舜时的灾荒之岁,也不吃饱穿暖在现在的丰收之年。坚持真理即使死去也,违背正义即使活着也等于死了。
天下的祸患,最不能挽回的,莫过于表面上社会安定没有祸乱,而实际上却存在着不安定因素。消极地看着祸乱发生却不去想方设法对付,那么恐怕祸乱就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起来坚决地制止它,又担心天下人已经习惯于这种安定的表象却不相信我。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杰人物,才能够挺身而出为国家安定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求得成就伟大的功业。这本来就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企图追求名利的人所能做到的。国家安定平静,无缘无故地触发巨大的祸患的导火线。我触发了它,我又能制止它,然后才能有力地说服天下人。祸乱发生却想躲躲闪闪地避开它,让别人去承担平定它的责任,那么天下人的责难,必定要集中到我的身上。 从前晁错殚精竭虑效忠汉室,建议景帝削弱山东诸侯各国的实力。于是山东诸侯各国共同起兵,借着杀晁错的名义。可是景帝没有洞察到他们的用心,就把晁错杀了来说服他们退兵。天下人都为晁错因尽忠而遭杀身之祸而痛心,却不明白其中部分原因却是晁错自己造成的。 自古以来凡是做大事业的人,不仅有出类拔萃的才能,也一定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疏通黄河,使洪水东流入海。当他的整个工程尚未最后完成时,可能也时有决堤、漫堤等可怕的祸患发生,只是他事先就预料到会这样,祸患发生时就不惊慌失措而能从容地治理它,所以能够最终取得成功。 七国那样强大,却突然想削弱它,他们起来叛乱难道值得奇怪吗?晁错不在这个时候豁出自己的性命,为天下人承受(shou)抵挡大难从而控制吴、楚等国的命运,却居然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想让景帝御驾亲征平定叛乱而自己留守京城。再说那挑起七国之乱的是谁呢?自己想赢得那个美名,又怎么能躲避这场患难呢?拿亲自带兵平定叛乱的极其危险,与留守京城的极其安全相比,自己是个引发祸乱的主谋,选择最安全的事情去做,却把最危险的事情留给皇帝去做,这就是让忠臣(chen)义士们愤怒不平的原因啊。在这个时候,即使没有袁盎,晁错也不可能免于杀身之祸。为什么呢?自己想要留守京城,却叫皇帝御驾亲征,按情理来说,皇帝本来已经觉得这是勉为其难的事情,但又不好反对他的建议,这样正好给袁盎以进谗言的机会,使他的目的能够得逞。假若吴、楚等七国叛乱时,晁错豁出性命承担这一危险的平叛重担,夜以继日像淬火磨刀似的训练军队,向东边严阵以待,让自己的君主不至于受到烦忧,那么皇帝就会充分依靠他而不觉得七国叛乱有什么可怕。纵使有一百个袁盎,能有机可乘离间他们君臣吗? 唉!世上的君子如果想要建立伟大的功业,那就不要考虑保全性命的计策。假如晁错自己亲自带兵去讨伐吴、楚等七国,不一定就不会成功。只因他一心想保全自身,而惹得皇帝不高兴,奸臣正好趁此钻了空子。晁错企图保全自己的性命,正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啊!
注释
会东从上来:太始四年(前93)三月,汉武帝东巡泰山,四月,又到海边的不其山,五月间返回长安。司马迁从驾而行。
(22)绥(suí):安抚。
⑼哭秋风:即悲秋的意思。
⑹踌躇:犹豫不前。雁行(háng):飞雁的行列,形容诸军列阵后观望不前的样子。此句倒装,正常语序当为“雁行而踌躇”。
酒酣:酒喝得正畅快的时候。酣,喝得正畅快的时候。
《酒诰》:《尚书》篇名。据《尚书·康浩》序,周武王以商旧都封康叔,当地百姓皆嗜酒,所以周公以成王之命作《酒浩》以戒康叔。
⑿玉环飞燕:杨玉环、赵飞燕,皆貌美善妒。
嵇侍中:嵇绍,嵇康之子,晋惠帝时做侍中(官名)。《晋书·嵇绍传》载,晋惠帝永兴元年(304),皇室内乱,惠帝的侍卫都被打垮了,嵇绍用自己的身体遮住惠帝,被杀死,血溅到惠帝的衣服上。战争结束后,有人要洗去惠帝衣服上的血,惠帝说:“此嵇侍中血,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