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长长的黑发高高的云鬓，五光十色艳丽非常。
为何少康驱赶猎犬，趁机就能(neng)将他斩首？
饮一杯浊酒，不由得想起万里之外的家乡，未能像窦宪那样战胜敌人，刻石燕然，不能早作归计。悠扬的羌笛响起来了，天气寒冷，霜雪满地。夜深了，将士们都不能安睡：将军为操持军事，须发都变白了；战士们久戍边塞，也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太史公司马迁说(shuo)：学者多称赞五帝，久远了。然而最可征而信的《尚书》，记载的独有尧以来，而不记载皇帝、颛顼、帝喾。诸子百家虽言黄帝，又涉于神怪，都不是典雅之训，所以当世缙绅们都不敢说，不可以取以为证啊。孔子所传的《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虽称孔子所传，但儒者怀疑不是圣(sheng)人之言，所以不传以为实。我曾经西至崆峒山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处，北(bei)到黄帝尧舜之都涿鹿，东到海，南到江淮，我所经历的地方，所见过的长老，往往称颂黄帝尧舜的旧绩与其风俗教化，固来与别处有所不同。那么别的书说到黄帝的，也或者可以为证。总之，大要不背离《尚书》所记载的接近这些。我看《春秋》《国语》，这两篇发挥阐释《五帝德》《帝系姓》很彰著。顾儒者但不深考而且有的不传讲。这两篇所发挥阐述得很显著，验之风俗教化固然不同一般，都是事实，一点也不虚。况《尚书》缺亡的内容多了，岂能因为它缺亡而算了呢？它所遗失的，像黄帝以下的事情，就时时见于其他的传说中，如百家《五帝德》之类，都是其他学说。有怎么可以因为缙绅难言，儒者不传，而不选取了呢？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人，不能择取。而浅见寡闻者本来就难为它讲说。我按照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次序，选择其中语言比较典雅的。所以写成本纪的开头。
临行前一针针密密地缝缀，怕的是儿子回来得晚衣服破损。
船离开洪泽湖岸边，到了淮河后心情就变得很不好。何必说要到遥远的桑乾河才算塞北边境呢，淮河中流线以北就已经天尽头了！ 刘錡、岳飞、张俊、韩世忠众将抗金宣示了国威，赵鼎和张俊二贤相奠定了国家基业。淮河两岸咫尺之间南北分裂，秋风中洒泪应该怨恨谁？ 淮河中的舟船相背而驰，连激起的波痕接触一下也难以做到。只能看到天上的鸥鹭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在南北岸之间飞翔。 中原的父老们没说一句客套话，遇到我这个皇帝使者便诉说不能忍受金朝压迫之苦。反而是不会说话的鸿雁，还能够一年一度回到江南。
这一别，我俩各隔千里，荣枯不用，炎凉各自。
假舆（yú）
秋风萧瑟,天气清冷，草木凋落，白露凝霜。
谁能说天理公道无欺人，迟暮之年却无辜受牵累。
伯乐一走过冀北的郊野，马群就空了。那冀北的马在天下是最多的，伯乐虽然善于相马，又怎么能够使马群为之一空呢？解释的人说：“我所说的空，不是没有马，是没有好马。伯乐识马，遇到好马就把它挑了去(qu)，马群中没有留下好马了．假如没有好马了。即使说没有马，也不是虚夸的话。” 东都洛阳，本来是士大夫的冀北，怀有才能，深深隐居而不愿为官换取俸禄的人，洛水北岸的叫石生，洛水南岸的叫温生。大夫乌公，凭着天子赐给的斧月镇守河阳的第三个月，认为石生是人才，以礼为工具，将他罗致到幕府之下。没有几个月的工夫，又认为温生是人才，于是让石生作介绍人，以礼为工具，又将温生罗致到幕府之下。纵然东都确实有很多才能出众的人，早晨挑走一人，选拔其中最优秀的，晚上挑走一人，选拔其中最优秀的，那么从东都留守，河南府尹，到各部门的主管官员，以及我们两县的大夫，政事有不顺利之处，事情有疑惑不解之处，又到哪里去咨询从而妥善处理呢？士大夫辞去官位而闲居里巷的人，同谁去交游呢？年轻的后辈，到哪里去考察道德，询问学业呢？东西往来，经过东都的官员，也不能在他们的居处以礼仪拜访他们了．人们以这样的情况而称赞说：“大夫乌公一镇守河阳，东部处士的茅庐中竟没有人了！”难道不可以吗？ 天子治理天下，他所托重和依靠的人，只是宰相和将军罢了。宰相在朝廷为天子求贤人，将军在幕府为天子求得谋士和武将，这样，设想内外得不到治理，是不可能的了。我羁留此地，不能自己退而离去，想靠石生，温生的帮助直到告老归去。现在他们都被有权力的人夺去了，我怎么能不耿耿于怀呢？温生到了那里之后，在军门拜见乌公时，请以我前面说的关于宰相将军选拔人才的话，替天下道贺；请把我后面说的关于把我对(dui)他选尽东都贤人的私怨告诉他。
曾经的秦淮两岸画船窗寮，窗户上，破纸迎风瑟瑟作响，朽门外，潮水拍打空城阵阵传来，这风声，潮声反衬了人声寂寂，一片萧条冷落。过去，这里游人如织，佳丽云集，舞榭歌台，笙箫彻夜。河中，彩楫画肪闹端阳，岸上，酒旗耸立庆重九。而现在，歌女逃散，丝竹不闻，秦淮河无有当年的遗风余韵了。即使适逢节日，也是“端阳不闹”，“重九无聊”。
治乱，是由命运决定的；穷达，是由天命决定的；贵贱，是由时机决定的。所以命运将要隆盛的时候，必定产生圣明的君主；有了圣明的君主，必定会有忠贤的臣子。他们彼此的相遇，不是互相访求而是自然地走到一块来的；他们彼此的相亲，不是有人介绍而是自然地亲密起来的。一人吟唱而另一人必定应和，一人谋画而另一人必定听从。彼此道德混同齐一，辗转相合有如符契。无论得失都不会怀疑彼此的志向，谗言挑拨也不能离间他们之间的交情，这样然后才取得了君臣之道的成功。他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哪里仅仅是人为的呢？给予的是天，告知的是神，玉成的是命运啊。 黄河水清就有圣人诞生，神祠鸣响就有圣人出现，群龙出现就有圣人君临天下。所以伊尹，原是有莘氏陪嫁的奴隶，却辅佐商汤做了阿衡；太公，原是在渭水边上钓鱼的微贱老人，却辅佐周朝做了尚父。百里奚在虞国而虞国灭亡了，到秦国后秦国却成了霸主，不是百里奚在虞国没有才能而到秦国后就有才能了。张良接受黄石公授与的兵书，诵读记载了三略学问的书籍，然后用所掌握的学问游说群雄，他说的话，却像用水泼向石头一样，没有一个人接受。等到他碰上汉高祖，他说的话，就像将石头投向水中一样，没有一次受到抗拒。不是张良在劝说陈涉、项梁时就笨口拙舌，而在劝说沛公时就能说会道。那么张良说话的技巧前后是一样的，有人不明白前后结果不同的原因是由于不明白君臣所以合离的道理，君臣合离的原因，就像神明之道一样。所以前面提到的四位贤人，姓名被史籍记载，事迹应乎天事合于人心，这哪能用贤明愚昧来加以量度呢！孔子说：“圣人清明在身，气度志向如神。君临天下的欲望将要来到的时候，神灵在为之开路的同时必先为之预备好辅佐的贤臣。就像天将降落及时雨时，山川为之出云一样。”《诗经》说：“中岳嵩山降下神灵，生下了吕侯和申伯。就是吕侯和申伯，辅佐周朝成了中坚。”这里说的就都是命运啊。 岂只是振兴主人的人，导致乱亡的人也是这样。周幽王被褒姒惑乱，其反常怪异开始出现在夏朝宫庭；曹伯阳得到公孙强，迹象最初出现在社宫；叔孙豹宠信竖牛；祸乱在庚宗时就已造成。吉凶成败，各按命运所安排的到来，都是不用寻求而自己就走到了一块，不用媒介而自己就亲密了。以前圣人受命于河图洛书，说：以文德受命的人，七世九世后就要衰微；以武功兴起的人，六世八世后就要重新谋画振兴之策。到成王将九鼎固定在郏鄏，占卜的结果是传世三十代，享国七百年，这是上天所命令的。所以在幽王、厉王之间，周王朝的治国之道就大大败坏；齐桓、晋文二霸之后，礼乐就衰落下来；文德浮薄的弊病，渐渐地在灵王、景王时产生；巧辩欺诈的风气，在七国时形成；极端的残暴，累积于终于灭亡的秦朝；看重文章风尚，在汉高祖刘邦时被抛弃。即使是仲尼这样道德最高尚的人，即使是颜回，冉有这样的大贤，以礼法为准绳大力推行文德，在洙水、泗水之间和颜悦色地教学，也不能阻止浮薄风气的产生；孟轲、孙卿，那样效法颜、回冉有和仰慕至圣孔子，从容奉行正道，也不能在末世发挥应有的维系作用。天下终于发展到大道沉溺的地步，而无法再加以援救。 像仲尼这样有才能的人，其才能却不合于鲁国、卫国的需要；像仲尼这样有口才的人，其言在鲁定公、鲁哀公那里却得不到施行；像仲尼这样谦逊的人，却被子西所妒忌；像仲尼这样仁爱的人，却同桓魋结下了仇恨；像仲尼这样有智慧的人，却在陈国、蔡国受到了委屈困厄；像仲尼这样有德行的人，却从叔孙武叔那里招来了谗毁。其思想足以救助天下，却不能比别人更尊贵一些；言论主张足以治理万世，却不被当时的国君信用；德行足以应合神明，却不能在世俗间得到推广。先后应聘于七十个国家，却没有碰上一个合适的君主。在各国之间到处急奔，在公卿之门遭受屈辱，仲尼就是这样得不到君主的赏识。到了他的孙子子思，仰慕先圣之道、具备先圣长处但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却厚遇自己培养高名，其声势倾动了国君。他所游历过的诸侯国，没有哪一个诸侯不驾着四马大车登门拜访；即使是登门拜访的人，也还有不能坐上宾客位置的。仲尼的弟子子夏，是一个登上了正厅但还没有进入内室的人。隐退告老在家，魏文侯拜他为师，西河地区的人们，恭恭敬敬地向其德行归附，把他同夫子相提并论，而没有一个人敢对他的言论妄加非议。所以说：治乱，是由命运决定的；穷达，是由天命决定的；贵贱，是由时机决定的。而后来的君子，固守着一个国君，叹息于一个朝廷，屈原因此而自沉湘水，贾谊因此而悲哀发愤，不是太过分了吗？ 如此说来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他们能够安于天命而自得其乐了。所以他们遇到困厄时并不生怨，居于高位时并不生疑。其身可以受到压抑，而其思想却不能受到损害；其地位可以受到排挤，而其名誉却不能够丢失。就像水，疏通它就成了江河，堵塞它就成深渊。升到云上去就变成雨下落，沉到地下去就使土润泽。本体清纯用之洗涤万物，不会被污浊淆乱；在受到污浊包围的情形下救助万物，其清纯不会受到损伤。所以圣人身处困厄和显达就像没有区别一样。 忠直的言行触犯君主，独立的操守不合世俗，事理之势就是如此。所以树木高出树林，风肯定会把它吹断；土堆突出河岸，急流肯定会把它冲掉；德行高于众人，众人肯定会对他进行诽谤。前车之鉴不远，后来的车也继续翻覆在前车翻覆的路上。然而志士仁人，还要踏着忠直之路进行而不后悔，还要坚持独立的操守而不肯失掉，这是为什么呢？目的是要以此实现自己的志向，成就自己的声名。为求得自己志向的实现，而在险恶的仕途上经受着风波；为求得自己声名的成功，而经受着时人的诽谤议论。他们之所以身处这样的境地，是有着自己的考虑的。子夏说：“死生是由命定的，富贵是由天安排的。”所以思想将要得到推行的时候，生命将要显贵起来的时候，就像伊尹、吕尚在商代周代兴起，百里奚、张子房在秦国汉朝被任用，是不用追求而自然就会得到，不用追求而自然就能遇上的。而思想将要废弃不用的时候，生命将要微贱的时候，难道只是君子为之感到羞耻而不肯有所作为吗？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干也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凡苟且迎合世俗之士，喜欢谄谀献媚之人，按照贵人的脸色俯仰行事，在势利之间曲折前行。贵人的意见不管对与不对，赞美之声都像水流淌；贵人的言论不管可行与否，应对之言都如响之应声。以窥看盛衰作为精神，以或向或背算作变通。权势集于某人时，前往追随就像赶集一样踊跃；某人失去权势时，背弃而去就像脱鞋仍掉。他们有话说：“声名和生命哪一个更亲切？获得和丧失哪一个更有利？荣耀和屈辱哪一个更重要？”所以便鲜洁其衣服穿戴，夸耀其车马侍从，贪求其金玉布帛，沉溺其音乐美色，左顾右盼自以为是得到好处了。只看见龙逢、比干失去了生命，而不想想飞廉、恶来也被灭掉了家族。只知道伍子胥在吴国被迫用属镂剑自刎，而不警戒费无忌在楚国也被诛灭。只讥笑汲黯做主爵都尉直到白头，而不警戒张汤后来遇到了以牛车安葬的灾祸。只笑话萧望之被迫自杀受挫于前，而不害怕石显被免官自缢于后。所以这些通达知命者的谋虑，各人都是没有留下余地的。 那么要问：大凡人们之所以奔走竞争富贵，是为了什么呢？树立圣人之德必须尊贵吗？那么周幽王、周厉王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必须权势吗？那么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扬雄、董仲舒门庭冷清。必须富有吗？那么齐景公拥有四千匹马，不如颜回、原宪检束其身。是为财物吗？那么拿着勺到河边饮水的人，不过饮个满腹，离开屋子到外面淋雨的人，不过淋湿身子，超过了这个需要的河水雨水，是无法再接受的。是为名声吗？那么善恶记载在史册上，诋毁赞誉流传千年，赏罚由天神的意志所支配，吉凶对于鬼神最明白，这本来就是可怕的。将要以此来愉悦耳目快乐心意吗？譬如命御者驾车游览五都的人，就可以看到天下的货物全都陈列在那里了；提着衣裳登上汶阳的山丘，就可以看到天下的庄稼像云彩一样多了；挽着椎髻的士兵守卫敖庾、海陵两座粮仓，就可以看到小山一样的粮食堆积在眼前了；插上衣襟登上钟山和蓝田，夜光、玙璠的珍贵就可以看到了。像这样，东西特别的多，而归自己所有的又特别的少；不爱惜自己的品节，却爱惜自己的精神；大风骤起尘埃飞升，尘埃飘散却不停止；六种疾病等在前面，五种刑法跟在后面；利害产生在左面，攻夺出现在右面；却还自以为看清了生命和声名的亲疏，分清了荣耀和屈辱的主客呢！ 天地的大德叫生长万物，圣人的大宝叫地位。用什么来守住地位叫做仁，用什么来端正人心叫做义。所以古代做王的人，只用他一个人来治理天下，不是用天下来奉养他一个人；古代做官的人，是利用官位施行他的义，不是因为利禄贪求他的官位。古代的君子，羞愧得到了官位却不能进行治理，不羞愧能够进行治理却没有得到官位。探究天和人的本性，考查邪和正的分别，权衡祸与福的门径，最终得出关于荣与辱的谋虑，其区别十分显然，所以君子要舍彼而取此。至于出来做官和在家隐处要不违其时，静默和说话要不失其人。天体转动众星运转，而北极星仍停留在老地方；璇玑像车轮一样不停转动，而衡星像车轴一样仍居中执掌。既明白事理又知识渊博，以保全自己的节操，将这长远的谋虑留传下去，以安定保护好子孙，以前我祖先的朋友便曾这样做了。
来时仿佛短暂而美好的春梦？
魏武帝之子之所以不从父命，以人为殉，是认识到父亲被疾病搞迷乱了，遗命不需要遵从。
悲对秋景感慨万里漂泊常年为客，一生当中疾病缠身今日独上高台。
杭州地理位置重要，风景优美，是三吴的都会。这里自古以来就十分繁华。如烟的柳树、彩绘的桥梁，挡风的帘子、翠绿的帐幕，楼阁高高低低，大约有十万户人家。高耸入云的大树环绕着钱塘江沙堤，澎湃的潮水卷起霜雪一样白的浪花，宽广的江面一望无涯。市场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珠玉珍宝，家家户户都存满了绫罗绸缎，争相比奢华。
注释
奇闻壮观：奇异的事物和宏伟的景象。
63.规：圆规。
滞淫：长久停留。
14.盏：一作“锁”。
《楚辞·河伯》云：“乘白鼋兮逐文鱼，气汝游兮河之渚。”白龟殆白鼋之讹欤？
等闲：平常。“酬一笑”两句，即一笑千金，也懒得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