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徒子好色赋

　　流亡或流放的本身已够悲惨，而主观心境与客观环境更加深了这种悲哀的程度。从首章“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呼天抢地声中，可见诗人怨愤之深。他不是平民，更不是拾荒流浪汉，而是勋戚贵族的后裔。他说：现 在遭受莫大苦难，先祖在天之灵怎会忍心看我受罪而不加荫庇？逝世的先人当然无辜，诗人的用意自然是指斥活着的当道者刻薄寡恩，对功臣后裔尚且未加眷顾，更何况他人。对照屈原《离骚》的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用自己先祖的高贵，表示对楚怀王流放、迫害自己的不满，两者用意如出一辙。
　　这首诗在篇章结构上，是《诗经》中常见的叠句重章、反复吟咏的艺术形式。三章字句变化无多，而诗意却层层递进。“美无度”是对所思男子之美的概括描写；“美如英”是对所思男子的仪表之赞美；“美如玉”是对所思男子人品的赞美。而又以“公路”、“公行”、“公族”加以具体映衬，这就更加凸现了“彼其之子”的美的形象。
　　常建《送宇文六》诗说：“花映垂杨汉水清，微风林里一枝轻。即今江北还如此，愁杀江南离别情。”李嘉祐《夜宴南陵留别》诗也说：“雪满庭前月色闲，主人留客未能还。预愁明日相思处，匹马千山与万山。”结尾都是深一层的写法。前代文艺评论家称之为“厚”，也就是有深度。“厚”，就能够更加饱满地完成诗的主题。
　　诗起于写山川的雄阔苍凉，承以戌守者处境的孤危。第三句忽而一转，引入羌笛之声。羌笛所奏乃《折杨柳》曲调，这就不能不勾起征夫的离愁了。此句系化用乐府《横吹曲辞​·折杨柳歌辞》“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的诗意。折柳(zhe liu)赠别的风习在唐时最盛。“杨柳”与离别有更直接的关系。所以，人们不但见了杨柳会引起别愁，连听到《折杨柳》的笛曲也会触动离恨。而“羌笛”句不说“闻折柳”却说“怨杨柳”，造语尤妙。这就避免直接用曲调名，化板为活，且能引发更多的联想，深化诗意。玉门关外，春风不度，杨柳不青，离人想要折一枝杨柳寄情也不能，这就比折柳送别更为难堪。征人怀着这种心情听曲，似乎笛声也在“怨杨柳”，流露的怨情是强烈的，而以“何须怨”的宽解语委婉出之，深沉含蓄，耐人寻味。这第三句以问语转出了如此浓郁的诗意，末句“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就水到渠成。用“玉门关”一语入诗也与征人离思有关。《后汉书·班超传》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所以末句正写边地苦寒，含蓄着无限的乡思离情。如果把这首《凉州词》与中唐以后的某些边塞诗（如张乔《河湟旧卒》）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此诗虽极写戌边者不得还乡的怨情，但写得悲壮苍凉，没有衰飒颓唐的情调，表现出盛唐诗人广阔的心胸。即使写悲切的怨情，也是悲中有壮，悲凉而慷慨。“何须怨”三字不仅见其艺术手法的委婉蕴藉，也可看到当时边防将士在乡愁难禁时，也意识到卫国戌边责任的重大，方能如此自我宽解。也许正因为《凉州词》情调悲而不失其壮，所以能成为“唐音”的典型代表。
　　首句写眼前景物，点明时间、地点。这句中“峡口”表示地点。“花飞”就是意象，也就是飞花。“欲尽春”则直接表明季节是暮春，“去住”形象的描绘，写到“客”、“主”双方。说明该诗词采用了正面烘托的手法,烘托本是中国画的一种技法，用水墨或色彩在物象的轮廓外面渲染衬托，使物象明显突出。用于艺术创作，是一种从侧面渲染来衬托主要写作对象的表现技法。写作时先从侧面描写，然后再引出主题，使要表现的事物鲜明突出。第三句转写“来时”，为下句铺阵，第四句用“今日翻成送故人”作结，写出彼此间的惆怅心情。选材一般，写法却比较别致。可见，作者匠心独用，想象力较为丰富。表达出作者用伤春之景正面烘托离别之情。
　　前两句写雨后初晴的景色，后两句的景物描写是有寄托的。第三句的含意是：我不是因风起舞的柳絮，意即决不在政治上投机取巧，随便附和；我的心就像葵花那样向着太阳，意即对皇帝忠贞不贰。诗人托物言志，笔法委婉含蓄。
　　前节写“洒江郊”的茅草无法收回，除此以外，还有落在平地上可以收回的茅草，但却被“南村群童”抱跑了。“欺我老无力”五字宜着眼，如果诗人不是“老无力”，而是年当壮健有气力，自然不会受这样的欺侮。“忍能对面为盗贼”，意思是，群童竟然忍心在他的眼前做盗贼。但其实，这不过是表现了诗人因“老无力”而受欺侮的愤懑心情而已，决不是真的给“群童”加上“盗贼”的罪名，要告到官府里去办罪。所以，“唇焦口燥呼不得”，也就无可奈何了。用诗人杜甫的《又呈吴郎》一诗中的话说，这正是“不为困穷宁有此”，诗人如果不是十分困穷，就不会对大风刮走茅草那么心急如焚；“群童”如果不是因为他十分困穷，也不会冒着狂风抱走那些并不值钱的茅草。这一切，都是结尾的伏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襟和崇高愿望，正是从“四海困穷”的现实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在这首诗中，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者的民本思想。他不仅把民众比作国家的城墙，而且提出了惠师牖民的主张，这和邵公之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通的，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二是以周朝传统的敬天思想，来警戒厉王的“戏豫”和“驰驱”的大不敬，从而加强了讽谕劝谏的力度。如果不是冥顽不化的亡国之君，对此是应当有所触动的。
　　这首诗题作《春思》，诗中也句句就春立意。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诗人是以前两句反衬后两句，使所要表达的愁恨显得加倍强烈。首句“草色青青柳色黄”，已经用嫩绿、鹅黄两色把这幅春草丛生、柳丝飘拂的生机盎然的画面点染得十分明媚；次句“桃花历乱李花香”，更用暗笔为这幅画添上嫣红、洁白两色，并以写气图貌之笔传出了花枝披离、花气氤氲的浓春景象，使画面上的春光更加艳冶，春意更加喧闹。诗人在这两句里写足了春景，其目的在从反面衬托出与这良辰美景形成强烈对照的无法消除的深愁苦恨。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诗一开头就写出由阁道中向西北跳望所见的景象。首句写渭水曲折地流经秦地，次句指渭水边的黄山，盘旋在汉代黄山宫脚下。渭水、黄山和秦塞、汉宫，作为长安的陪衬和背景出现，不仅显得开阔，而且因为有“秦”、“汉”这样的词语，还增强了时空感。诗人驰骋笔力，描绘出这样广阔的大背景之后，才回笔写春望中的人：“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因为阁道架设在空中，所以阁道上的皇帝车驾，也就高出了宫门柳树之上。诗人是回看宫苑和长安。这里(zhe li)用一个“花”字渲杂繁盛气氛，“花”和“柳”又点出了春天。“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这两句仍然是回看中的景象。经过三四两句回旋，到这里再出现，就更给人一种高峰突起的感觉。云雾低回缭绕，盘亘在广阔的长安城上，云翠中托出一对高耸的凤阙，像要凌空飞起；在茫茫的春雨中，万家攒聚，无数株春树，在雨水的沐浴中，更加显得生机勃发。这是一幅带着立体感的春雨长安图。由于云遮雾绕，其他的建筑，在视野内变得模糊了，只有凤阙更显得突出，更具有飞动感；由于春雨，满城在由雨帘构成的背景下，春树、人家和宫阙，相互映衬，更显出帝城的阔大、壮观和昌盛。这两句不仅把诗题的“雨中春望”写足了，也表明了这个春天风调雨顺，为过渡到下文作了铺垫。“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古代按季节规定关于农事的政令叫时令。这句的意思是说，这次天子出游，本是因为阳气畅达，顺天道而行时令，并非为了赏玩景物。这是一种所谓寓规于颂，把皇帝的春游，夸饰成顺天道之举。
　　这首诗创造的艺术形象，鲜明准确，而又含蓄深厚。诗人善于通过富有典型意义的景物描写，来表达自己深沉曲折的思相感情，运用得十分成功。他只写小廊曲阑、庭前花月，不需要更多语言，却比作者自己直接诉说心头的千言万语更有动人心弦的力量。
　　据《旧唐书·韦承庆传》载，神龙初年，韦承庆在核审张易之弟张昌宗罪行的过程中，“失实，配流岭表。”诗当作于被贬途中。
　　开头四句写自己将出任郡守，因与邻里有旧情而不忍分别。“祗”，敬。古书多以“祗”字与“奉”、“承”、“仰”、“候”等动词连用，因知“祗”字亦涵有上述诸词之义。“役”，行役，指出任郡守是为朝廷服役。“祗役”，敬其职役，指郑重对待皇帝的任命，故须到官就职。“皇邑”，犹言帝都。第一句是说由于敬承王命而服役赴郡，故出京远行。第二句是说要去的目的地。永嘉在今浙江，古瓯越之地。“相期”的“相”，虽有互相、彼此之意，却不一定有对方存在。这里的“相期”只是期待、打算的意思。“憩”本是休息、止宿，这里用得别有涵义。作者到永嘉是去做官的，不是去度假的，到任之后，根本谈不到“憩”，而应该是勤于公务。而作者却用了个“憩”字，言外之意，作者被朝廷外迁并非受重用，而是投闲置散；而作者本人也并不想在外郡有所建树，只是找个偏僻地方休息休息。这就是下文“资此永幽栖”的“根”。“资此”，借此，利用这次机会；“永幽栖”，长期栖隐起来。把做官看成“幽栖”，并且想长此以往地生活下去，这就是反话，就是牢骚。事实上，谢灵运本人原是不甘寂寞的。
　　前半回忆往事，既有岑参“故园东望路漫漫”的意味，也有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感慨。“国破家亡欲何之”这和杜甫因安史之乱而漂泊江湖，走投无路的境况也很相似。对于历史背景的交代陈与义更为明确。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陶渊明 古诗》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ming de)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这首诗写于1903年前后，这个时候是中国处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人民生活异常痛苦的年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闭关自守的局面被冲破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日益显露，不断进行疯狂的侵略。富有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则不甘忍受凌辱和压迫，英勇的抗击八国联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1901年，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这时革命党人以日本东京为活动中心，大力宣传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政治主张和革命思想，爱国的留日学生纷纷响应，出版报纸、杂志、书籍，进行革命宣传，号召人民决不做“清政府刀头之饿鬼”，要充当“革命之骁将”。作者鲁迅在1902年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到日本。他一到日本，就积极投入到这一反清爱国革命活动。1903年，他在《浙江潮》上发表了《斯巴达之魂》歌颂斯巴达人以生命和鲜血抗击侵略者，借以抨击清朝统治者的丧权辱国，唤醒中国人民起来斗争，并毅然剪掉象征封建传统和种族压迫的辫子，在一张剪掉辫子的照片背面题写了这首诗送与好友许寿裳，以表达自己为国捐躯、矢志不移的决心。